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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学界普遍关注的经济法研究的“离乱”及其引发的“失序”问题，需要通过“求同存异”、“理论聚合”来加以解决，由此产生了经济法研究应关注的“合”与“同”的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说，应当在离合关系中把握“合”，在“求同”的过程中实现“合”；从经济法研究的具体情况来看，在研究路径、研究范式以及范畴研究上的“求同”，直接关系到经济法研究的方向。路径、方略，以及经济法学最基本的研究范式、特异性范畴的提炼和基本共识的形成，从而会对经济法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字： 经济法 求同存异 理论聚合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中国的经济法学也走过了跌宕起伏的初创时期，迈上了稳健发展的道路。基于新兴的经济法学的特殊性，以及“三省吾身”的内省传统，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法学全面兴起以来，几乎每过十年左右，学界都会进行一些回顾性或反思性的研讨，[1]以通过总结经济法研究的成就，归纳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理清发展思路，辨识研究方向，来更好地推进经济法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同任何学科的发展一样，在经济法学的发展过程中，也会存在诸多问题。通过适时的反思，来发现、揭示、正视和破解相关问题，这对于经济法学的有效、健康发展无疑至为重要。但就像“体检”或“病毒扫描”一样，反思也要适度，过于频繁不仅会造成机会成本，还可能影响肌体（或机体）的健康，且无论是既存问题的反复重申，还是偏离实际的错误报告，都可能给人造成身心伤害。因此，适度的反思，不仅要适时适量，而且还要公正客观、实事求是，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法学的健康发展。
基于反思的必要性和对时机的把握，在2005年岁末，《政法论坛》集中发表了李曙光、岳彩申、邱本三位学者的论文（以下分别简称李文、岳文和邱文），[2]从不同角度对经济法学发展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进行了回顾、反思和前瞻。三篇论文着重关注了经济法学的发展路径、理论解释力和全面发展等问题，在不同程度上都会给人以启发，其中的某些观点确实令人称道，但也有一些观点尚可商榷存疑。三篇论文的思路和风格各不相同，各有千秋，在经济法学界很有代表性，其所阐发的问题及相应的解决对策在学界都会有一部分赞同者；同时，虽然其探讨的视角错落有致，但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却有很多交集，例如，对于理论观点、研究范式等方面的“混乱”，以及解决“混乱”问题的必要性和基本途径，三篇论文都相当关注，并不惜浓墨重笔，足见学者对此类问题的重视和普遍关注。
其实，上述学者和其他许多学者所关注的经济法研究的“混乱”，可以进一步延伸为经济法研究的“失序”、“失范”问题，而此类问题的解决之道，则可以进一步概括为经济法研究的“合”与“同”。这是在经济法学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必然会提出的问题。经济法研究为什么要有“合”？“合”什么？如何“合”？此外，“合”与“同”有什么关联？为什么要“同”？在哪些方面要“同”？如何趋“同”？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研究者予以说明。应当说，就经济法学目前的发展阶段而言，厘清上述问题，处理好“合”与“同”的关系，在共识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整合，对于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的发展，都有其重要价值。
为此，本文将先就“合”与“同”的一般理论问题展开探讨，在此基础上，再结合经济法研究中的“合”与“同”的具体问题展开分析，以回应前述三位学者，并做进一步的拓补。
一、“离乱”与整治：问题与目标
在经济法学发蒙未久、混沌初开之际，各类理论观点纷出，不同声音混响，百家争鸣之势远胜于传统法学界域。与此同时，各类理论观点的过度竞争，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离心力，在向心力相对不足的情势下，学术观点、研究范式的分离、离散，带来了整体上的纷乱、散乱或混乱，并且，“离而生乱”的“离乱”问题体现在很多领域。对于这种乱象和乱局，学界内外都较为关注。在前述的三篇论文中，对此也都有提及。例如，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现有的经济法学说有不下二十种之多，几乎出现‘一个学者，一种学说’的局面”[3]，并且，“概念、术语使用混乱”（见李文）；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学研究范式混乱的问题非常突出，“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中出现的偏差以及理论上的缺陷大都与研究范式的混乱有密切关系”（见岳文）；还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研究局面曾经相当混乱，“这种混乱不堪与法律要求的统一性还相去甚远”（见邱文）。
三位学者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经济法研究的“混乱”，而且深信要推进经济法研究的发展，就必须解决诸多领域的“混乱”问题。其实，无论是概念、术语使用上还是基本观点上，抑或研究范式上的混乱等，都与研究上的“过度竞争”“过于分离”有关。因为分则散，离亦散，散便乱，因此，分离带来的分散、离散，其结果就是散乱；参加经济法研究的人数越多，就会越发散乱，于是便形成了有些研究者谈到的“混乱”状态。
对于经济法研究是否存在“混乱”以及“混乱”的程度，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多少的离乱承合，多少的恩怨不平”[4]——也许有人会以此作为经济法研究的一段历史写照。事实上，在经济法学界内外，始终都有人认为经济法研究散乱之至，似乎经济法学的百花园中杂草丛生，荆棘遍地，根本没有清晰的路径。对于这种看法，有些经济法学者并不以为然，这确实与学者的具体认识和总体把握有关。从总体上说，一方面，应当承认经济法学界确实存在队伍宏大、人数众多、各持己见和难求尽同的问题，同时，在研究上也确实有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问题（只要看一下多年来版本难以计数的经济法学教材和著作，就会对此深有感触），从而会使对经济法知之甚少的人感到混乱和无所适从，并由此加剧了对经济法研究“失序”的认识；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长期研究或关注经济法学的人们深切地感到：在一大批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经济法学界都不乏优秀的研究成果，所谓研究混乱的局面正在不断改观，一些理论观点正由离散走向聚合，由分歧走向相对统一。[5]
病则思医，乱则思治。尽管对于混乱程度人们尚有不同的认识，但对于混乱可能给学科发展造成的危害，则众所周知。由于混乱的原因主要在于理论研究的过度分离，因而需要通过理论聚合来解决。其实，聚散离合乃人间常态，在学术研究上亦复如此。针对经济法研究存在的过度分离所带来的混乱——研究上的“离乱”，只有施以有效的整顿和治理，加强理论集聚和整合，才能实现经济法研究应有的秩序，才能保障理论竞争的公平和效率。这是从问题定位的角度，必然会形成的公共选择。
总之，对于经济法研究中存在的“离乱”问题，应当予以正视，并通过有效地整顿、整合和治理，未达到一种“治”的状态。应当说，创建良好的研究秩序，是解决经济法研究“离乱”问题的重要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合”。“合”是整治“离乱”，建立有效的研究秩序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在经济法学发展的过程中，会经常不同程度地出现“离乱”问题，需要适时适度地进行理论“聚合”。但对于如何“合”，还需要在离合关系中来辩证地把握。
二、在离合关系中把握“合”
“离”与“合”是一对重要的范畴，只有有效地把握离合关系，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合”。理论的离合或称分合，是相对而言的。是否要“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合”，都应考虑具体的背景条件。
从一般理论发展的脉络来看，有时需要适度的“离”，有时则需要适度的“合”，两者都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在经济法学的发展历程中，适度的“离”与“合”，也都有其合理性。经济法研究的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离不开适度的离散性，离不开学者的个性化研究。一定的离散，既可能会带来理论的散乱，也可能会带来学术的繁荣，因而离散必须适度；同时，既然是百家争鸣，自然会有不和谐音，因为其中毕竟会有滥竽者。这些都会加剧研究上的混乱。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适度有效的“合”。
适度的“合”对于解决理论“离乱”问题非常重要。“合”包含了统合、配合和聚合等多重含义。为了解决理论“离乱”问题，需要相关的理论能够统合起来，形成有关基本理论框架的共识，为此就需要相关的理论持有者互相配合，这样才可能完成理论的聚合。在法学以及其他许多研究领域，如果流派众多以至产生“离乱”，人们就会想到“合流”、“并派”，这就是“合”。其实，如果把各种理论观点的涌现比做流动的河流，则“茫茫九派流中国”、“江河横溢”之类的著名诗句[6]，对于描述混沌初创时期的中国经济法理论的多而杂也许是适合的。在许多学科领域理论的洪荒时期，适当的“合流”、疏导等治水之法是很重要的，它有助于避免理论泛滥所衍生的诸多问题。
“合”应当以真理性认识或共识为基础。只有那些人们共同信服的具有真理性的认识，才能真正地起到引导和召唤的作用，才能使各种相关理论走向实质的聚合。同样，要在经济法研究中使人们的思想认识客观上更加统一，也必须找到真理性的共识。因为对于崇尚真理的人们，绝不能靠外在的强力。以具有真理性的共识为基础所实现的理论聚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可以持久的“合”。
“合”有主动与被动、人为与自然、自觉与自发之分。一般说来，在理论聚合的过程中，不同类型的“合”都可能存在。例如，在“合”的过程中会有人为因素，需要有人主动引导，但同时，“合”也是一个自然过程，还会有人被动随流，很难完全“重合”，从而使“合”也具有相对性。正因“合”有多种类型，才可能形成相对适度的“合”。那种人为地“罢黜百家，独尊某术”或者“众人皆醉，惟我独醒”的做法和想法，很难实现真正的“合”；即使强“合”，也会因“失和”而难以持续。就经济法研究而言，相关的理论聚合也会具有相对性。如果要人为地主动推进理论聚合，就要“以理服人”、“以德服人”，只有德才兼备，才能更好地推进理论聚合的过程；同时，在理论聚合的过程中，各种因素都会不同程度地起作用，因此，对经济法理论聚合的广度和深度等也要有全面理解，充分认识到“合”的相对性。
一般说来，从分析到综合，再由综合到新的分析，再到新的综合，是科学发展的基本路径，同样适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铁律。从经济法理论的角度来看，经济法学作为新兴学科，正在从诸论林立的时代逐渐走向主流理论日益明晰的时代。套用库恩的范式理论，经济法学从“前科学阶段”走向成熟的“常规科学阶段”，正处于理论分离到理论聚合的过程中，体现了一种离合转化，但这种转化是相互的。持续的，需要从总体上来把握。
分离与聚合的相互转化，往往也是人们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在分离状态下，能够形成各种理论之间的竞争，从而为更优理论的胜出并聚合、演化为主流理论奠定基础；同时，理论的聚会又会形成一种合力，推进知识的凝聚与学术的积累，促进某一领域的理论发展。新聚合的理论须具有合理性方可存续，否则就会再有分化的新理论与之分庭抗礼，并会形成新一轮的理论竞争。
从经济法学的总体来看，大的离合转化体现为经济法理论的重构，体现为在重构过程中共识的逐渐形成，以及相应的理论聚合。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和实施，以及经济法的法制建设的大力推进，经济法理论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法制基础等日渐明晰，人们对于经济法的共识逐渐增加，经济法的理论聚合较为显著，在整体上体现为一次重构的过程。[7]应当说，这次整体重构，对于经济法学的影响较为深远，目前的一些重要理论，主要是以此为基础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次整体性的重构，本身也是一次理论聚合过程，相对于以往的散乱状况，此次重构更体现了“合”的色彩。当然，在经济法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有时分离与聚合并不是线性的或一维的，有时在大的聚合过程中也有小的分离，有时在大的分离状态下也有小的聚合，因而始终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需要结合具体情况作出具体分析。
可见，分离与聚合，都是必要的，在不同的阶段，都有其价值。当分离过度突现“离乱”问题时，进行理论聚合就很有必要。[8]在推进理论聚合的过程中，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来把握“离”与“合”的合理性和相对性，全面理解离合关系，在离合关系中来把握“合”。而要有效地实现“合”，则还需要进一步“求同”。
三、求同存异：“合”之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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