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凳墙擦肆阶槿ɡ蛔槿ɡ褪巧】等ǎ馐窃凇睹穹ㄍㄔ颉返�98条规定的，这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这样写了以后，大家就开始讨论它究竟包括几个权利，其中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就是生命健康权；第二说法说它包括生命权和健康权；第三种说法说它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后来经过很长时间的讨论，多数学者逐渐认同了第三种说法。后来，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论身体权及其民法保护》，后来这篇文章大体上就把这种分歧明确下来了，大家基本上认可这样的意见。第二组权利，就是下面规定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婚姻自主权。
这些权利基本上构成了中国人格法的基本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的人格权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生命健康权，这是一个物质性的人格权体系，另一个使精神性人格权的体系。
这样，我国人格权法的体系和基本内容大体上确定下来了，这是《民法通则》关于人格权规定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3．《民法通则》规定了中国人格权法的基本保护方法
人格权受到损害以后，可以请求损害赔偿。在以往的审判实践当中也是这样做的，造成了医药费的损失要赔偿等，《民法通则》把这部分固定下来了，就是《民法通则》的第119条。但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并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对于精神性人格权的损害可不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在那个时候，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还不像我们现在讨论民法问题这样，你的观点是怎么样，他的观点是怎么样，可以自由讨论，但在那个时候讨论问题，有点像我们前一段讨论物权法那些持不同观点的教授与我们争论的时候有点一样，动辄就要指责对方资产阶级思想。对精神性人格权的保护采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方法进行，本来就是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这样的制度要不要用到社会主义民法制度当中来？因此，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具有极大的风险。那个时候，最典型的看法就是，资产阶级的那种人格商品化是一个非常有害的东西，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该看到人格价值是没有办法估计的，既然没有办法估计那就不赔偿，要赔偿就是要走“资”道路。所以，按照“左”的思想，就得出这样一个相反的结论，对于精神性人格权的损害，不赔偿才是正确的，人格权受到损害要承担精神损害的问题那就是人格权商品化的问题，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老一代民法专家冒着风险，最后终于在《民法通则》第120条确定了关于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损害以后，可以请求赔偿损失。这在当时的条文中，并没有说它是一个精神损害的赔偿，仅仅讲了一个赔偿损失。大家可以看一看有些教授写的文章，他们提出《民法通则》根本就没写精神损害赔偿，对于120条提出的赔偿损失，你们说是精神损害赔偿，可是那里面根本就没说是精神损害赔偿。后来我在相关的文章当中对此观点作了一个驳斥，很有意思的是，到了20年后的今天，在福州召开“海峡两岸法学论坛”的时候，有的教授又把我的这个观点给批了一顿，他说：“杨立新说了第120条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其实他也没有什么根据；但是我们也不否定民法通则确实存在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既然如此，那你跟我讨论这个问题有什么意思？你既然承认有精神损害赔偿，然后再把我批了一顿，最后得出的结论给我的是一样，不是瞎耽误功夫吗？（笑）
我说，精神损害赔偿在当时的情况下的规定，可以引用一句经典的话来说，叫做“犹抱琵琶”，遮住一半，露出一半。也可以用另一句话来说，叫做“羞答答”地承认了精神损害赔偿。为什么呢？我们应该理解当时的状况，在1986年的时候，人们的思想还没有太解放。我记得，80年代初，我在老家当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的时候，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那个地区从北京请了一位教授来讲课，说到毛主席也不是神，也要三七开，要检讨毛主席的缺点。这位教授做完这个报告以后，地委的领导就火了，地直机关的绝大多数干部也火了，一致的意见是，怎么能否定毛主席呢？在这样一种情形下，起草《民法通则》的这些老专家能够做到这一点，作出了这样的规定，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在今年4月12号的时候，我们民商法研究中心召开了一个大型的会议，题目叫做“光荣与梦想”，副标题是《民法通则》颁布二十周年纪念会。这些老专家回忆当时起草《民法通则》的“险恶”情况，不知道有多少人反对制定《民法通则》，不知道有多少人反对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昨天我看了一下我在这次会上的演讲稿，当时我还批评这句话，叫做“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就是第五章第一节的题目，我说这是用一个极为生涩的概念来代替物权法。在会上，讨论这个概念是谁提出来的时候，王家福老师说这是他提出来的，因为在写物权和他物权的概念的时候，不敢用这样的概念，既不敢用他物权这个概念，也不敢用用益物权这个概念，王老师在家里整整想了一夜，第二天上班以后说，我想起来一个词，大家说好不好？大家听了一致说，高！最后就用它了。因为它没有用资产阶级法律的概念！（笑）大家想一想，当时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敢顶着压力把精神损害赔偿写进来，真的是不容易了！然后在《民法通则》第134条又规定了一系列的侵权的民事责任，这里面一共规定了十种民事责任，其中六种都是可以用来保护人格权的。如果没有《民法通则》的第120条的规定，我们今天对于人格权的保护仍然不会有太大的进展。关于《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的“也可以请求赔偿损失”这个词，真的就使精神损害赔偿在中国彻底地扎下了根。我6月份到荷兰访问，在说到他们的民法典的时候，他们的法官对我们介绍，觉得很羞涩，因为他们的死亡赔偿没有规定精神损害赔偿，这一点上远远不如中国。他们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差不多就像我们《民法通则》规定的那样，我们《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死亡的赔偿就赔偿丧葬费以及死者生前抚养人的生活补助费，他们现在还是这样，赔偿不了多少钱。这样的立法导致什么后果呢？一旦把一个人弄成重伤了，这样要赔偿很多钱，还不如把他弄死，反而赔偿的会更少。荷兰人也是这样说的。
（四）《民法通则》规定人格权法存在的局限性
这三个方面就是《民法通则》关于人格权法的重大的贡献。我们现在实事求是地回过头来说，从今天我们发展的眼光来看，《民法通则》在规定人格权的问题上也有很多缺点，这些缺点我想把它列举一下。
1．体系、内容不完整
《民法通则》关于人格权规定的最大问题就是它的体系、内容不完整，大的体系有一般人格权，有物质性和精神性人格权，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的内容不完整。比如在生命健康权当中是不是应该包括身体权，说得不是很清楚；在精神性人格权当中，一些最重要的人格权没有规定，比如人身自由权在宪法当中都有规定，但是在《民法通则》当中没有写，其实这些权利在当初的民法草案当中都有，但是在通过的时候就把这些有争议的权利都给拿掉了。隐私权在原来的草案当中也有规定，但是到了正式通过这个法律的时候也给拿掉了。这两个权利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拿掉的权利，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具体人格权也应该规定的，比如性自主权等等，这样一些权利都应该作出规定，但是都没有规定，这一部分应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遗漏。
2．在人格权法当中没有对一般人格权作出明确的规定
一般人格权是相对于具体人格权的一个权利，一个基本的权利。这几天在王泽鉴老师举行的一系列的研讨会和讲座当中，也特别强调具体人格权和一般人格权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它是一个高于所有其他人格权的这样一种权利；有学者还认为，它是一个补充性的权利；还有学者认为，它是一个兜底性的权利。不管怎么说，一般人格权的内容一般理解为三个，一是人格独立，二是人格自由，三是人格尊严。在当代的立法当中，往往用“人格尊严”这个概念就可以代替一般人格权，大家可以看一看德国基本法，所讲的人格尊严是一般人格权的渊源；日本民法也是规定人格尊严作为一般人格权的概念。我们在《民法通则》当中没有明确规定一般人格权，就是因为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规定。我们的《宪法》中关于人格尊严是有规定的，也可以说宪法当中关于一般人格权是存在的，但是在《民法通则》当中人格尊严放在哪里了呢？放在了名誉权当中去了，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这样就使人格尊严这种基本民事权利变成了一个具体民事权利的内容，这一点也是《民法通则》规定人格权当中存在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这也造成了我们在《民法通则》当中关于一般人格权没有明确规定，而是把它变成名誉权的一个内容了。对此，我在写文章的时候就强词夺理，我说既然讲的是人格尊严，那讲的就是一般人格权，我们把它拿出来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但是，实际上当时并没有把它当做一般人格权来进行规定。
什么时候才有了一般人格权的明确规定呢？是在《消费者保护法》当中才强调了人格尊严的重要性。在起草这个法律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案件，在90年代初超级市场才刚刚开始兴起，在国贸旁边建了一个超级市场，有两个女青年在超市里面转了一圈没买什么东西就出来了，出门的时候就被保安拦下了，说她们买东西为什么不交钱？这两个女青年说我们没有买东西啊！结果保安就说她们身上肯定带了他们的商品，然后就把这两个女青年带到一个房间里面去进行了搜身，最后确信她们两个人没有带商品的时候，才把她们放出来。后来，这件事情被《中国青年报》进行了报道，披露出来以后就引起了社会的强烈的反响，一致认为，这就是对人格尊严的损害。这个时候正好起草《消法》，专家一致认为，我们对一般人格权的保护确确实实存在问题，所以才在《消法》当中特别强调对于人格尊严的保护。我们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重视了对一般人格权的研究，加强了对人格尊严的保护，《民法通则》当中对一般人格权的问题应该说是一个疏漏。
3．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适用过于狭窄
在《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当中，仅仅规定了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损害的时候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应当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予以保护的人格权没有进行规定，特别是在侵害健康权、生命权、身体权的问题上，《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赔偿数额是非常低的，也没有抚慰金的赔偿。比如死亡的赔偿，仅仅赔偿丧葬费和死者生前扶养的人的生活补助费，如果丧失生命的受害人如果生前没有扶养的人，那造成他的死亡就赔偿一个丧葬费。据我的掌握，当时的丧葬费最高的是两千块钱，最低的是几百块钱，也就是火化费和骨灰盒费，并且都是抵挡的标准。这样就形成了我刚才讲到的那种情况，造成死亡后果的时候，财产责任是一个最轻的责任。这说明我们的立法还是存在问题的，造成死亡的赔偿中，最重要的应当是精神损害赔偿，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规定，造成残疾的、一般伤害的以及侵害其他权利的也没有规定抚慰金的赔偿。所以，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它的范围一旦受到这样的限制，它的作用就发挥得就不够，所以才出现这样的问题。
这是《民法通则》存在的三个方面最为明显的缺陷。1987年，也就是《民法通则》实施以后，司法机关很快地就发现了这些问题，比如造成死亡的赔偿不够，天津法院在判决这样案件的时候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十岁的孩子交通事故死亡以后了，法官就感到没有什么好赔偿的，就赔偿不了多少钱。后来有的法官说，这家人把这个孩子养到十岁要花多少钱，一年最起码也要花几千块钱，十年就应该赔偿几万块钱，后来说这种算法不对，这也不是养什么动物，这不是赔偿人生命权损害的赔偿方法。生命权的赔偿方法应该是余命的赔偿，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有一个寿命的预期，这个寿命的预期就应该是人的平均年龄，中国人的平均年龄男的是73岁，女的是76岁，现在这个孩子才十岁就“壮烈牺牲”了，那他就少活了63年，你应该赔偿他63年的余命，应该用这样的方法来进行赔偿。但是当时提出这样的问题来，也说明我们的规定是有问题的。
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民法通则》确实具有极为重大的社会进步意义，在人格权立法方面有着划时代的进步，但是它的问题也是明显的。应当看到的是，《民法通则》的光辉与它的缺点相比，无比的灿烂，正因为《民法通则》做了这样一个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的人格权法的基本性规定，我们才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假如当时《民法通则》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规定，到今天大家还不会有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今天应该说已经很幸福了，我们有这么好的教室，我们每个人都得到相当的尊重，人格得到了一定的申张，这些都是《民法通则》功劳，如果没有《民法通则》，我们还可能随时面临“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因为“每七八年来一次”嘛。
二、中国人格权法发展的第二个里程碑
要说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人格权法发展的第二个里程碑，也就是《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个司法解释总结了《民法通则》实施以来的经验，并且吸收了民法理论研究的成果，总结了司法实践当中积累的经验，对人格权的法律保护提出了一个全面的保护意见。司法解释提出的这样一个人格权的保护意见，在当今世界领域当中也可以说是先进的。所以，我在评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时候就用了这个词，说它是中国人格权司法保护的第二个里程碑，它的重要意义可以和《民法通则》关于人格权的规定相比较，是在《民法通则》规定了人格权法之后的一个最为重大的进展，是有划时代意义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我们知道，在最高人民法院在这几十年的司法实践当中，作了大量的司法解释，很多司法解释都是好的，但是很多司法解释仅仅是解决一个方面的问题，就精神损害赔偿保护人格权的整体的问题进行司法解释，是很少的。对这个司法解释作出这么高的评价，应该是很少的。
这样一个司法解释它对人格权保护、发展以及贡献在什么地方呢？我给它做了这么一个概括，就是“六个突破，一个核心”。
（一）第一个突破
第一个突破，确认身体权为独立的人格权，同时，对于侵害物质性人格权即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的，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这个突破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确认身体权为独立的人格权。像我刚才介绍的那样，“生命健康权”这个概念当中究竟包括几个权利？包括不包括身体权？这个司法解释第一次确认身体权是一个独立的人格权，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以法律文件的方式确认身体权是一个独立的人格权。这是对生命健康权概念的准确的阐释。身体权是维护身体组成部分完整性的权利，这个权利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实质性的完整性，就是说我的身体组成部分不可以缺损；第二部分就是形式上的完整性，就是我的身体不可以被人家所侵犯。确认身体权是一个独立的人格权，就实现了我国自然人物质性人格权的完善性，不再有残缺；同时也说明，我国法律对人的权利的保护，基本上达到了完善的标准。
其次，精神损害赔偿适用于整个人身损害赔偿。《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精神损害赔偿仅仅适用于对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的保护，对于生命健康权的保护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因此，在实践当中才出现前边提出这个问题，造成他人死亡了，仅仅才能够赔偿几百块钱，为什么会赔偿这么少？就是没有什么可赔的啊！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就是《民法通则》没有规定精神损害赔偿。这个问题在1987年之后，1988年的时候就已经看到这个问题的缺陷了，《民法通则》第119条的规定是不可以的。到了1990年，公安部在起草《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当中就想规定一个完整的赔偿范围和方法，其中就要写上关于死亡赔偿的规则。当时公安部征求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也就利用这样机会，把《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存在的问题争取通过《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来解决，规定一个可行的赔偿标准，作出一个明确的规定。所以，公安部在起草这个法规的时候，最高人民法院就积极参与，每次征求意见都派出好几个人去帮他们讨论，当时特别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死亡的赔偿一定要解决，所以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当中第一次规定了死亡补偿费的赔偿项目和方法。这个死亡补偿费的赔偿标准是什么呢？就用了一个赔偿十年的当地平均生活费这样一个概念，这个标准在当时的情况可以赔偿到两万元到四万元的赔偿金。这个死亡补偿费的规定大体上缓解了《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存在的问题。这是第一次解决侵害物质性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
后来有学者提出，这个行政法规的赔偿标准可不可以适用于司法实践？除了道路交通事故以外，其他的情形可以不可以适用？学说上没有问题，但有的法院敢用，有的法院就不敢用。很多法院在制定自己的民事审判规范的时候就采用了这个标准。后来到《产品质量法》的时候，又提出了一个抚恤费的概念，造成他人死亡或者伤残的应该赔偿抚恤费，但是《产品质量法》也仅仅提出这样一个概念，没有进一步规定应该怎么样来赔偿。接下来很快就起草了《消法》和《国家赔偿法》，都规定了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但《消法》没有规定赔偿标准，《国家赔偿法》规定了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的具体赔偿方法，就是赔偿二十年的平均工资，这是第一次提到了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并且明确了它的赔偿方法。这是第二次解决侵害人身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我现在这么介绍，好像关于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受到损害以后，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好像基本上已经解决了，但是没有！这些法律都是专业性的法律，比如《产品质量法》仅仅是在消费领域当中进行赔偿，它仅仅是侵权当中的一个问题，产品侵权的时候可以适用《产品质量法》的规定；《消法》是规定在消费领域造成的损害才可以进行赔偿；《国家赔偿法》更是这样，是规定的国家赔偿标准。所有这些关于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的赔偿，尽管都提到了死亡或者造成劳动能力丧失方面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但是它们都受到该法律所局限的领域，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法律规定。这种情况究竟能不能适用到整个的人身损害赔偿当中？这还是一个问题。所以，在精神损害司法解释的第一条当中就提出来，对于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赔偿都可以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特别是第9条规定，造成死亡的赔偿死亡赔偿金，造成残疾的赔偿残疾赔偿金，没有死亡或者残疾的其他损害可以请求赔偿精神抚慰金。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适用到全部的人格权保护的领域，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所有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受到损害的时候，都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是第三次解决人身损害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当然，这也不是最终的解决，因为在后来颁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又规定了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的性质是人身损害赔偿，侵害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的精神损害赔偿是精神抚慰金，这才是现在的现行的赔偿制度。这是第四次解决人身损害的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
（二）第二个突破
第二个突破，是确认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是独立的人格权。
就像我刚才介绍的那样，人格尊严应该是一般人格权的基本内容，我们在宪法当中已经有了规定，但在《民法通则》当中就把它的地位给颠倒了，放在了名誉权的规定中了。到了制定《消法》的时候，才第一次明确规定了人格尊严就是一般人格权。由于《消法》是一个局限于消费者保护领域的法律，并不是一个全面适用的法律，因此，在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当中，是第一次明确确认人格尊严是一个独立的权利，是一个普遍的权利。这是一个重要的规定，是第一次从全面性的规定中，确认人格尊严的一般人格权地位。
另外，司法解释也确认人身自由是一个独立的人格权。《民法通则》之后，很多人对人身自由是不是一个独立的人格权还提出过质疑。在1990年的时候，我们办理了一个张莉莉案件。案情是，张莉莉夫妻两个都是军医，后来转业到安徽省的一个矿工医院做医生。张莉莉这个人有个毛病，就是爱评论别人，但是她评论的对象都是伟大领袖、夫人以及接班人。要知道，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行为是严重的“犯罪”，当时叫做“恶毒攻击罪”，简称“恶攻罪”。张莉莉在医院里面这样评论领袖、夫人以及接班人是不是也构成恶毒攻击罪？肯定是构成恶毒攻击罪的。当时的医院的领导还不是那么“左”，听到她老是这么说，就让下面的同志去调查她，看看她有没有精神病？如果有精神病的话，就让她回家休息，如果没有精神病就把她抓起来。后来医院就给张莉莉做了一个检查。大家想一想，检查又在自己的医院里面检查，大家当时又明白怎么回事，还不是要保护她？那一检查，说她有精神病。领导说，既然她有精神病就让她回家休息，不要对她采取政治手段。然后，张莉莉就回到家里面，又不用上班，每月还领着全部工资，何乐而不为？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新来的领导开始整顿，一查，还有常年在家病休但领全部工资的人员，一了解，下面的同志就说她有精神病，精神病就应该开劳保工资啊！工资从这个月开始发就只百分之六十了。到发工资的时候，张莉莉发现怎么只发百分之六十的工资啊，一了解情况，说她是因为病休才这样。她就还要继续回去上班。医院的同志一听说精神病要回来上班，就吓的够呛，报告领导。领导就说不让她上班，她就说：“我没有精神病！”领导说：“正因为你有精神病，你才说你没有精神病！”就像喝醉酒的人从来也没有说自己喝多了一样嘛！张莉莉就在单位和领导闹了起来，领导就命令单位的保卫科把她送到精神病医院，结果，张莉莉在精神病医院呆了三十二天，最后，精神病医院说，经过三十二天的观察，没有发现她有任何精神病症状。张莉莉出来以后非常恼火，凭什么把我关起来三十二天啊，你们这是非法拘禁，就到法院起诉，说侵害了她的名誉权、人身自由权。这个案件请示到最高法院，我们说，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案件，我们要把它做一个司法解释，确认人身自由权是一个独立的人格权，应该加以法律保护，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件。但是，最后拿到审委会讨论的时候，领导就说，这个问题我们可不敢这样说，《民法通则》都没有作出这样规定，最高法院如何敢说这样的话？（可见那时候的最高法院还是很保守的，不像今天的最高法院这样什么都敢解释）她不是起诉侵犯名誉权吗，就按照侵犯名誉权的诉讼给解决了不就行了吗？最后这个案件就确定为侵害名誉权。虽然这个案件没有按照侵害人身自由权来判，这真是很可惜的，但是这个案件也是第一次提出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证明人身自由权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人格权。后来《消法》和《国家赔偿法》都很明确的规定了人身自由权是一个独立的人格权，受到侵害以后要得到保护。在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当中明确强调，人身自由权受到损害以后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保护。
（三）第三个突破
第三个突破，是将隐私权的保护从间接保护改变为直接保护。我们知道，《民法通则》在规定人格权当中没有规定隐私权，到了1987年1月1日《民法通则》实施的时候就发现，其实很多人的诉讼中都提出的诉讼都涉及到隐私的保护问题。这样的问题究竟应当怎么办？最高法院就采取了一个办法，在1988年《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当中提出来侵害隐私，造成名誉权损害的，可以按照侵害名誉权来处理。这种说法在比较法上来说，是一种间接保护方式。隐私权这个概念在人格权法当中是出现得比较晚的一个概念，大约是在1890年的时候，两个美国人第一次提出隐私权的概念，提出这个概念以后大约经过了四十多年的时间才过渡到司法实践当中的法律保护。
美国法确立了隐私权是独立的人格权以后，影响到了全世界。到了今天，隐私权已经是人的一个最重要的人格权了。在接受美国法的人格权这个思想的时候，一些比较开放的国家就采用直接的方法来保护，直接确认隐私权是独立的人格权，侵害了隐私权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这是一种直接保护方式；有一些国家法律比较保守，不能直接确认隐私权，就适用原来有关法律保护的规定来保护隐私权。比如英国，英国到了今天还是用间接的方式来保护隐私权，采用了诽谤法等来保护隐私权，没有直接确认隐私权是一个独立的人格权。我们在《民法通则》颁布以后，在1988年的司法解释当中以应急需，提出了这个方法，即采用名誉权的保护方法来保护隐私权，这就是一个间接保护的方法。间接保护方法最大的问题就是对隐私权保护的不完善。隐私权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适用名誉权的保护方法能够保护哪一部分呢？大体上可以保护到私人活动，私人活动一般涉及到比较私密的，很多是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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