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权（The Right to Know），亦称了解权、知悉权。1945年，美国著名新闻记者肯特·库柏（Kent·Cooper）首先使用了知情权的概念，意指民众享有通过新闻媒介了解政府工作情况的权利。最初意义上的亦即狭义上的知情权，即知政权，是指获取官方的消息、情报或信息的权利。[13]依照这种理解，则不存在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因为隐私权是个人享有的权利，而狭义的知情权仅为公法上的权利，其针对的义务主体仅限于政府，私法上的主体不负有保障知情权实现的义务。

　　知情权随着社会的发展，首先是在其权利的性质方面已经从单纯的消极权利逐步变成一种复合性的积极权利，具体地说，知情权先是从一种需要政府承认的消极权利逐渐变为请求政府公开信息的积极的权利，又进而从请求政府——即不平等主体之间的请求权——逐渐扩大到媒体、企业等在法律主体上平等而实质上不平等的主体之间。[14]广义的知情权不限于知政权，而是指人们有了解它应该知道的事情的权利，其对象范围很广，如有关个人的信息、政府官员的道德品质、财产状况、社会上出现的新事物、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等等，对于这些事务，人们都有了解的权利。[15]例如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首次出现知情权概念，该法第8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世界人权宣言》也确认，人人有权享有通过任何媒体寻求、接受、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因此，知情权与隐私权存在着冲突的可能。

　　笔者认为，“知情”与“隐私”是一对截然对立的矛盾，对此种冲突应当由立法界定。知情权的范围只能限于具有公共利益和正当的公众兴趣的领域，即公共事务领域。否则，由于人类的窥私、猎奇、好奇、探索等本性，知情权的范围无边无际，必将威胁个人的私生活安宁和自由。因此，为了协调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平衡，有必要在法律上设置公众人物、新闻价值等特定抗辩事由，以及公共利益、正当的公众兴趣等抽象的判断标准，以期划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合理界限。公众人物针对主体，新闻价值针对事件，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具有公共利益和正当的公众兴趣，在这此限度内，公众享有知情权，故应属于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的范畴，不宜作为私生活领域受到隐私权的保护。

　　原载于《法学论坛》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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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郝铁川。权利冲突是个伪问题[N].法制日报，2004-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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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杜钢建。知情权制度比较研究——当代国外权利立法的新动向[J].中国法学，1993，（2）。

　　[14] 渠涛。日本公民的知情权[A].李步云。信息公开制度研究[C].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

　　[15] 王利明，杨立新。人格权与新闻侵权[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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