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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第一种分配方式的其他主要纠纷，我们认为：1、服刑人员的合法财产权利不受剥夺，不应当以其正在服刑为由拒绝发放；2、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无权扣留村民的合法财产，确实存在其他纠纷应通过正当途径、合法程序解决。
对第二种分配方式的主要纠纷， 我们认为：承包人死亡后，继承人可继续承包经营责任田，但该责任田被征用后的补偿费，继承人只能分得青苗补偿费，土地补偿费应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因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无须在征用已死亡的承包人的责任田后调整相应数量和质量的土地给已死亡的承包人或其继承人继续承包经营。根据法律规定，只有集体土地经营管理单位应当调整又未能调整其他数量和质量相当的土地给农民继续承包经营的，才应当将不少于百分之七十的土地补偿费支付给被征地农民。当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享受村民权利的同时也应当履行村民义务。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首先应查明征用土地是否办理了合法的审批手续，合法的财产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
（六）因“农转非”问题带来的原集体土地产生的纠纷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发[1993]11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中办发[1997]16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若干政策措施》（桂发[1994]4号）、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的通知》（桂办发[1997]53号）、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桂政办发[2001]191号”等政策、法规规定的精神。主要涉及到1、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2、提倡“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性规定；即对于不属于全家迁入设区的市的农户，发包方不得随意收回“农转非”农户的责任田。当然如果经过发包方与承包方协商一致同意承包方自愿退出责任田的依法予以准许。
另一种观点认为：对于法律法法规、政策的适用问题，如果有法律、法规规定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适用，如果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则参照有关的政策进行适用。我区的地方法规《广西土地管理实施办法》第21条第1款的规定：“使用集体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集体土地所有者收回土地使用权，另行安排使用：1、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后，其承包的责任田（地）、水面和自留地、自留山以及拆迁住宅后腾出的宅基地。……” 这个法规是1992年8月29日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因为有了地方法规，且广西属于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地区，故中央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规定不适用民族自治地方，如有地方法规规定，集体土地所有者可收回土地使用权。
我们认为：首先，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任意收回土地是《土地承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国家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行物权保护。已确权给农户的土地，只有当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时，才可由发包方收回。除此以外，集体土地所有者作为发包方也无权收回确权土地。其次，农户在承包期内虽然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但必须具备法定形式要件，即承包方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集体土地所有者。因为承包方交回承包地是件大事，应当非常慎重，必须采取书面形式。
随着《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颁布实施，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再次得到法律的确认，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收益得到了法律的保护。《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条规定，“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第五十八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擅自截留、扣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益的，应当退还”。既然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主张土地权利出让者的利益要在经济上得到体现，那么为什么农民在退出集体时，也就是说，当农民放弃成员权时反而在经济上得不到一点体现呢？（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第二十九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承包方在承包期内交回承包地的，在承包期内不得再要求承包土地。”从上述两项条款可以看出，《农村土地承包法》着重要强调的是发包方收回承包地的权利和迁入城市居住的农民返还承包地的义务，以及退地农民再次享有承包权时的限制条件，恰恰忽视或回避了退出成员权农民的利益补偿问题。从理论上说，如此立法既有悖于法律所强调的公平公正的原则，也违反了经济学中最基本的理性经济的假设。
（七）关于承包期限内的土地流转问题
近二十年中，农村土地流转取得一定成效，各地根据自身特点摸索出诸如土地转包、转让、互换、租赁、反租倒包、股份合作制等多种流转形式。但是从整体而言，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求而言，目前我市农村土地流转水平仍然处于低级阶段，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法律和政策都强调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但同时又给出了优化资源配置的途径，土地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可以依法、有偿流转和集中，提高效率。也就是说，土地的使用权是否流转，要尊重农民的自主权，这与保持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稳定并不矛盾。
1、民主议定原则只适用于确权承包，而不适用于土地流转。确权承包不同于土地流转，确权承包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形式，土地流转则是承包人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处分行为。前者关系到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利益，后者则不涉及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利益。因此，对外流转土地不需要经过民主议定程序，而对外发包则必须获得多数成员的同意。如果村委会将已确权土地转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的，不论村委会取得确权土地的流转方式是否合法，均不得以违反民主议定原则为由，认定转包合同无效。调研中我们者发现，有的村委会仅仅因为以前约定的转包金较低就以违反民主议定原则为由擅自毁约，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有关村委会应当立即纠正，继续履行转包合同，并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合理调整转包金标准。
2、互换责任田进行管理经营活动亦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互换责任田是当事人之间协商一致，并报发包方备案即可生效，互换的期限应在未经营使用的年限内。而且互换土地后的双方对于互换土地的作用均不能随意改变土地的用途。
（八）“抢种”侵权问题的处理
他人在承包者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抢种”，如何保护承包方利益问题。
应在法律上否认这种“抢种”行为，但鉴于农作物种植的特殊性，可按如下处理意见：① 对于未过播种期的“抢种”者，应令其停止侵害，恢复原状，一般不宜再就侵权问题做出赔偿；② 已过播种期的，由侵权者收获，但做出赔偿，赔偿数额在土地纯收益以下合理确定。
“抢种”行为系法律上的侵权行为，应当在生效判决后，立即停止侵权、恢复原状，造成损失的还要赔偿损失。但是这种“抢种”行为往往是事出有因，在已过播种期后，如果让受侵害者进行收获不但在当前农民的意识中不能接受，显然会激化不可预测的矛盾；如果将种植物予以铲除导致的又是社会财富的减失。所以我们认为由抢种者收获，具有承包权的承包方得到赔偿具有现实可行性，如此处理也未违背现行法律的规定。另外，在赔偿数额上不宜高于侵占土地的纯收益，这样便于判决的实际履行。
四、农村承包纠纷案件审理的基本理论及启示
关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方面的基本理论，无论在实务界还是学术界都是比较薄弱的。现在作为实务界来讲，对有关理论的甄别面临着两种选择：其一是按照传统理论适用于具体案件之中；其二是突破传统理论，逐步形成对相关理论的修正。我们赞成后一种选择。根本的出发点在于理论必须符合实践并为现实所接受。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几个具有启示性的问题。
（一）关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要素问题
依据土地承包法第3章即“其他方式的承包”所订立的合同为传统的民事合同，这一点是无异议的。这种合同行为应受土地承包法和合同法规范调整。但是依据土地承包法第2章即“家庭承包”所订立的合同问题，需要我们做出一些基本问题的探索。我们认为，无论是从土地承包法的立法本意看，还是从争议的解决和法律责任的承担讲，应纳入民事合同的范畴，但与传统民事合同相比又有自身特征。
1、合同主体的特定性和法律地位的双重性。从主体的特殊性来看，其不但是自治组织与其内部成员签订的合同，而且应该认识到这种合同是自治组织与签订合同时签订人代表的其他家庭成员签订的合同，这种合同实际权利义务主体是合同签订时的资格成员，这样便于家庭内部发生继承等纠纷时在法律上确认权利归属。从主体的法律地位双重性来讲，合同双方既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平等关系又具有一定的隶属关系。
2、合同内容的法定性。无论是双方的权利义务还是履行期限均由法律做出了规定，当事人意志自由这一传统民事合同的原则受到了较大限制。
3、合同文本与承包经营权的分离性。一般来讲，作为合同当事人之间形成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其依据是双方订立的合同，但作为农村土地承包来讲，这种承包经营权的存在不以合同文本为依据，权利独立于合同文本而存在。
（二）关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
从当前存在的法律规范来看，涉及内容较多，如民法通则、合同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以及中央不同时期的农村政策，另外，村民组织法、土地法、农业法、继承法、担保法、婚姻法等规范也时有涉及。如何在司法裁判中适用好相关的规范，解决好溯及力问题，以厘清在合同签订、履行、效力认定、行为合法或合理、纠纷解决等方面的司法确认问题，确保纠纷的合理解决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我们认为，对作为期限较长、时间跨度较大的承包纠纷来讲，应特别注意政策在其中的调整作用，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科学态度，协调好法律适用中可能产生的冲突问题，依据法律、参照政策、按照法律精神，以息争止讼为目的，以稳定促进发展的导向，综合运用好各种规范。
（三）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权属性质问题
目前来看，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划归为用益物权的范畴系主流观点。但我们先验性地认识到这是一种新型的用益物权，那么这种新型用益物权之“新”表现在哪些方面，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发展。按照一般意义上用益物权的特征看，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其中有自身的法律特质。一是从用益物权的主旨看，一般认为是物的使用价值之支配，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旨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其社会保障价值方面，所以在承包方可能失去生活来源的境况下，其承包经营权应受到绝对保护；二是从权能来看，一般讲用益物权不包括对物的处分权，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来讲，除不包括土地买卖权外，其他权能几乎相当于所有权；三是从权利的独立性看，承包经营权与权利设立的形式是相分离的，这一点以上面已涉及；四是这种权利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性。
（四）关于案件审理中证据适用的问题
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的案件，由于当事人甚至各方当事人证据能力较差，很多情况下是证人证言，而且由于农村现状，证人证言特别是前后班子成员之间的证言相互矛盾，一些事实难以查清。我们认为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关于证据的认定要把握两个方面：一是按照农村实际注重经验规则的运用；二是在不违背《证据规定》相关规定的前提下，依照职权进行必要的调查。总之，尽可能在证据使用时符合客观真实。这需要我们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基础上，对民事证据理论问题进行更为有针对性的探索。
（五）关于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问题
从我们的调查情况来看，目前农村侵害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时有发生，但是基于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农民的法律意识，这种现象依然未有改观，甚至妇女自身对这种侵害也感到“理所当然”。另外，妇女的自我保护意识也不强，从我市法院受理的相关案件看，在离婚案件中只有少数出现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家庭财产进行处理的纠纷。关于妇女土地承包权的保护问题，土地承包法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进行了规范。在审议土地承包法草案时，这一问题无论是在草案说明还是在修改情况报告中均单独提及，目前看来此类纠纷的司法解决在所难免。由于对这类问题的解决涉及到婚姻家庭法、妇女权益保护法等多个方面，需要我们做出前瞻性的理论探讨。
我们在施行一项政策、推行一种制度的时候要慎之又慎，不能只考虑地区的短期利益。特别是农村土地承包问题，只有使农村土地承包保持长期稳定，才能更好的利用市场经济规律使其自然流转，长时间的逐渐进行调整，使其自然地符合时代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目前，农村土地问题直接关系到广大农民的生存和切身的利益，农村土地政策的长期稳定和土地承包几十年不变，直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农业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发展大局。因此，我们在处理农村土地问题，特别是实行一项政策时，一定要慎之又慎！
土地问题，关乎民生，涉乎民计，维乎民意。解决好农村土地问题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时代考验，解决好涉及农业土地承包纠纷是对党领导下的人民法院审判能力的考验。作为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通过法律引导处结纠纷，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对类似问题解决的法律评断本身，需要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站在更高的视角、以更强的政治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充分运用法律手段和法律智慧，切实承担起历史赋予我们的重大任务，为不断提高人民法院的审判能力进而增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广西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李春林 张业忠 罗飒 陈景光 盘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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