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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全球问题所关涉的深层次理论问题是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关系。本文试图对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关系这一历史主题做初步的探索与分析，以期引起学术界的深入研讨。
一、全球主义的由来与发展
全球主义是一个经常被使用的概念。一般说来，人们往往在如下几层含义上使用全球主义：
其一，全球主义是理想主义。国际关系学中的理想主义，是一种以人性善为依据，推崇理性与精神的作用，主张通过道德、法律的规范构建国际秩序，追求和实现人类和平的学说。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都被视为理想主义的代表性理论。由于理想主义的超国家倾向和世界和平主张，所以又被看做全球主义。
其二，全球主义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有众多含义。从政治与道德哲学角度看，当自由主义被等同于全球主义时，它所强调的是普遍主义和社会向善主义。换言之，它肯定人类的道德统一性，认为所有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都是可改造的、可完善的。显而易见，这种普遍主义和社会向善主义会导致经济、政治领域，特别是国际关系领域的全球主义主张。
其三，全球主义是经济自由主义。在自由主义学说中，经济自由主义有其特殊的地位与功用，而无论是古典经济自由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都主张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从而对经济的全球化和世界的相互依存表示关注与认同。这样一来，立足于经济的全球化和相互依存（或者如有些学者所说的“全球资本主义”），就与全球主义联系起来。
其四，全球主义是一种区别于国家主义的世界整体论和人类中心论的文化意识、社会主张、行为规范。应当说，这是对全球主义一种比较全面而准确的界定。根据这一见解，全球主义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付之行动的主张和构建现实的规范。所以，全球主义包含着全球意识但并不止于全球意识，它指向社会实践，并积极介入社会现实的整合，而无论是指导思想还是行为规范，全球主义都要求摆脱国家中心论的束缚，代之以人类中心论、世界整体论。
在对全球主义的内涵进行梳理后，我们以第四种见解为基调，同时兼顾其他三种观点，审视全球主义的历史演变和当代表现形态。
全球主义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众所周知，斯多葛派是自然法理论的真正奠基人。在斯多葛派看来，自然法是源于世界性的、与生俱来的一些基本原则。人必须自觉地做到与自然的和谐，因为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人不过是宇宙整体的一部分。既然宇宙是一个整体，所以国家就应当是一个世界国家，每个人也就是宇宙公民。斯多葛派的世界主义主张明确表达了贬低单个国家（城邦），推崇世界国家的观点。类似的见解还有古罗马对自然法、万民法的肯定，中世纪的但丁对“世界帝国”、世界和平的认同。在近代，卢梭的“邦联论”和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是全球主义的直接思想渊源。卢梭的“邦联论”是基于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他希望消灭战争，实现欧洲的永久和平，欲达此目的，他主张建立欧洲邦联。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以道德法则为依据，在他看来，实现永久和平的关键是为理想中的道德本性和道德责任的展现创造条件，从而使国家在对外行为中自觉、理性地遵循国际法，在国内则切实推行共和制。由此不难发现，康德并不主张建立有强制力的世界政府，而倾心于能够起到协调与约束作用的国际机制（国际法、国际组织、和平联盟）。
威尔逊主义是学术界公认的20世纪全球主义的正宗。威尔逊在他的“十四点原则”中打出了“自由”、“自决”、“民主”的旗帜，勾画了世界和平的蓝图，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原则与模式。这之中，在国际关系领域影响最大的就是以建立国联为标志的集体安全思想。威尔逊强调，维护世界和平，求得国际安全，必须制定高于国内法的国际法，必须建立确保国际对话与合作的国际组织。虽然国联和威尔逊的理想主义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告失败，但威尔逊对集体安全观的青睐以及威尔逊主义中浸透的全球主义精神，却深深影响着当代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
总的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全球主义主要体现为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索与回应。它植根于道德与人性，表现出鲜明的和平主义、理想主义。同时，它又追求能够给国家带来安全的国际合作与国际联盟，因此钟情于国际主义和国际机制。不言而喻，和平主义与理想主义具有普遍性价值，从而与全球主义契合。但是，以国际机制为轴心的国际主义，在本质上并不是全球主义的。它的着眼点还是国家和国家间的关系，而不是人类整体。因此，不妨说该时期的全球主义仅仅是不完全的全球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主义一方面继承了原有的全球主义（如通过建立联合国等普遍性国际组织强化国际机制，高扬国际主义），另一方面则开始真正突破主权国家的视界，凸现人类整体的作用，从而赋予全球主义名副其实的全球意义。
罗马俱乐部的全球主义见解最为著名。佩西不止一次谈及人类共同体与主权国家的关系。例如，他曾指出：“在人类全球帝国时代，通向人类解放道路上的一个主要障碍是国家主权原则。它作为人类政治制度的基础，根深蒂固，已成为文化发展停滞和因此陷入困境的典型病症。”（注：〔意〕奥雷利奥？佩西：《人类的素质》，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版，第183—184页；〔日〕池田大作、〔意〕奥锐里欧？贝恰：《二十一世纪的警钟》，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129页。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国家主义——对地方民族国家集团力量的崇拜——是西方脱离基督教时代的主要宗教”。今天“必须剥夺地方国家的主权。一切都要服从于全球的世界政府的主权”（注：〔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13、217页。）。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则在他1973年出版的《没有国界的世界》一书中阐述了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间的冲突将被合作与共同体意识所取代，从而传统的国界已不复存在的思想（注：参见〔美〕莱斯特？布朗《没有国界的世界》，纽约，1973年版，转引自田志力《全球开放论》，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77页。）。跨国公司问题专家雷蒙德？弗浓提出了民族国家已成为“时代的错误，跨国公司的挑战使国家主权的作用日渐式微”的观点（注：参见苏长河《非国家行为体与当代国际政治》，《欧洲》1998年第1期。）。世界秩序学会主席罗伯特？C？约翰逊呼吁“以人类利益克服狭隘的国家利益。 ”（注：罗伯特？C？约翰逊：《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新泽西， 普林斯顿，1980年版，转引自《全球开放论》，第90页。）总之，不少西方学者认为：“在民族国家的决策中，对狭隘国家利益的忠诚越来越松弛，而且正在被对全球利益的忠诚取而代之。”（注：约翰？D？刘易斯：《石油、其它短缺品和穷国》，《世界政治》1974年10月号。）著名哲学家拉兹洛则指出，简单地坚持国家主权的概念，“就使得社会组织的进程冻结在一个武断规定的层次上，好象就没有高于或低于这个层次的重要组织了。这种看法不仅是20世纪后期的一个时代错误：考虑到目前正处于大转变时期，这种看法便是进步的路障。在历史上的所有时期，社会都倾向于在更高层次的系统中会聚，而在目前这个时期，这种发展趋势已促使社会大大超过了单个民族国家的组织层次。”（注：〔美〕E.拉兹洛：《决定命运的选择》，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5页。）
一些政治家们也谨慎地对全球主义表示认同。前联邦德国总理、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在其所主持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关系研究的报告中指出：国际社会已出现了一种新的认识的苗头，即认为人类正在成为一个统一的社会，因此，“我们的目的应该是实现一个建立在契约而不是地位、协商一致而不是强制基础上的全球社会。”（注：参见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争取世界的生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7—10页。）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也于1992 年撰文表示：“使用几个世纪的绝对的排他式的主权学说已不再成立”（注：布特罗斯？加利：《加强联合国》，美国《外交》季刊1992年第1期。）。
全球主义的思想还渗透在国际社会的一些重要文献里。在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是国际社会对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认识。1972年联合国环境会议是人类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这次会议的非正式报告鲜明地阐述了只有一个地球的思想。报告指出：“我们已进入了人类进化的全球性阶段，每个人显然有两个国家，一个是自己的祖国，另一个是地球这颗行星”（注：〔美〕芭芭拉？沃特、勒内、杜博斯：《只有一个地球》，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前言”第17页。）。该报告认为，世界的相互依存空前加强，环境的统一性日趋凸显，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必须学习并确立一些新的知识，即“关于分享主权经济和主权政治的伙伴关系的新意识；关于必须超出狭隘地忠顺于部族和国家的老传统，而忠于更广大的全人类”（注：《只有一个地球》， 第251页。）。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立足于世界的相互依存和全球性挑战，在其著名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同样认为：“人类需要的一致性，要求有一个有效的多边系统。这一系统要尊重协商一致的民主原则，并承认，不仅地球只有一个，而且世界只有一个。”（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页。）1992年人类第一次环发会议发表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指出，这次历史性会议正是“怀着在各国、在各社会各个关键性阶层和在人民之间开辟新的合作层面，从而建立一种新的、公平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目标，致力于达成既尊重所有各方面的利益，又保护全球环境与发展体系的国际协定，认识到我们的家乡——地球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注：《迈向21世纪——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文献汇编》，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页。）而召开的，其目的就是通过建立全球性伙伴关系，迎接环境与发展的挑战。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人类的困境与挑战，宗教界也从伦理角度做出了全球主义的回应。1893年第一次世界宗教议会大会后一百年，世界宗教人士于1993年在芝加哥召开了第二次世界宗教议会大会。大会发表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深刻反映了全球主义的影响。宣言概括了人类面临的困境，认为摆脱这种困境需要一种全球秩序，而全球秩序的建立又有赖于全球伦理。“我们所说的全球伦理，指的是对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的一种基本共识”（注：〔德〕孔汉思、库舍尔：《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宣言主张，人类应“献身于一种共同的全球伦理，更好地相互理解，以及有益于社会的、有助于和平的、对地球友好的生活方式”（注：《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第28页。）。为起草《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做出贡献的英国教授威德勒在谈及宣言的原则时强调，宣言“应该是人类中心的，而且，还必须是人类秩序中心的”（注：《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第144页。）。
在国际政治学领域，全球主义思想与相互依存论、新自由主义、生态政治论密切相关。按照相互依存论的观点，世界变小，地球村的出现，使得国家在取得人类福利和安全方面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而国际组织的作用则与日俱增。新自由主义在相互依存论的基础上，强调了国家中心范式正在向世界政治范式转变。这种新的国际政治范式凸显了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和国际合作的意义。至于生态政治论，则更明确地指出：“生态的挑战迫使我们重新开启有关自然与国家主权局限性这一问题的探索之门”，一种新的“星球意识”随之产生，“它导致了不是基于领土之上的政治认同感，建立起了新的政治组织和行动的机制”（注：上述生态政治论的观点参见A. HunelL， \\\\\\\“International PoliticalTheory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转引自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91—605页。）。除此之外，从更大的背景上来看，后现代主义思潮也为全球主义推波助澜。它对已有知识与权威合法性的反省，对多元主义方法论的青睐，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使其在国际关系领域倡导“全球理论”、“世界政治”、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从而与居于主流地位的国家主义拉开了距离。
全球主义的兴起是当代的一个基本事实，其根源在于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而这种内在的高度相关性首先是市场经济向全球扩张的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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