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8 月 31 日的《法制日报》报道了一个恶意诉讼的案件：一男子明知没有诉讼主体资格，却将一家公司告上无锡的一家法院，并申请冻结对方资金 118 万元。经过法院审理，该男子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官司虽然没有打赢，但却给对方造成了损失。多年前，笔者就注意到国外出现过的数起恶意诉讼案例，还偶尔以取笑口吻告诉自己的学生。没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恶意诉讼就在中国转变为现实。

　　诉权是附着在实体权利上的程序性权利，诉讼则是保护实体权利的特别程序制度，设置诉权和诉讼制度无外乎是提供一种化解纠纷、保护民事权利的正常渠道。为了提供更充分的司法救济，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只要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就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司法机关根据当事人申请启动诉讼程序，在查清事实基础上，借助国家公权力评断是非、解决争端，这种制度是美好的，也是现实的。试想，如果当事人受到侵害但却投诉无门，就必然转而寻求公权力之外的自力救济。相伴而生的或许只能是冤冤相报，轻者可能是威胁、恫吓，重者则是让对方承受更大的利益损伤，如此循环往复，和谐社会和民生秩序就将荡然无存。就此而言，法律规定宽松的起诉条件，无异于国家宣誓对百姓权利的最大尊重。

　　然而，诉权和诉讼制度作为一种法律工具，善者用之，可以维护自身权益，恶者用之，必会损害他人正当利益。恶意诉讼首先会直接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一旦提起诉讼，被告就不得不积极应对。被告放弃应诉、答辩或者出庭，无疑将面临败诉结果，他们不仅仅会失去金钱，往往还会搭上名声损失。被告为此不得不聘请律师、搜集证据、制订诉讼方案，即使最终认定原告提起的是恶意诉讼，被告也往往花费甚巨。除了失去某些商业机会外，付出数目不菲的律师费用往往是原告的最大开支。恶意诉讼还是对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司法资源是全民性宝贵资源，本意是维护社会的正常社会秩序和民众的正当权益。为了节省司法资源，有些欧洲国家甚至专门制定出鼓励和解的政策，允许律师在庭前调解结案的案件中向当事人收取额外的律师费。但在具体案件中，只要原告起诉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条件，即使可能是恶意诉讼，即使最终认定是恶意诉讼，人民法院也不得不启动司法程序。就此而言，恶意诉讼是对司法秩序的挑战，更是对民众法制信心的严峻考验。

　　在直接立法尚待时日的情况下，充分发挥法官的智慧和创造力，合理利用现有法律资源，才可应对当下出现的恶意诉讼。《民法通则》第 5 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这是维护民事主体权利的纲领性法律规范，自得适用于恶意诉讼的侵权案件。在侵权行为法领域中，“恶意”与主观过失相对应，自然属于行为人主观过错的特殊表现形式。《民法通则》第 106 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际国家、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依照该条款规定，既然行为人有过错要承担民事责任，在行为人具有主观恶意场合下，更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就我看来，前述条款或许是处理类似侵权案件更直接的法律依据。

　　当然，反推得出过错提起诉讼的当事人即应承担赔偿责任的简单结论，这是错误的；反推得出过失提起诉讼的当事人要承担赔偿责任的结论，就更为错误。正因如此，面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恶意诉讼案件，我国现有民事法律显得难以从容应对。现实生活要求立法者及时跟进不断变化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不间断地及时创新法律，才能更好地维护和谐、稳定、健康的社会秩序。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叶林